甄文东:以新技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从战略层面关注文化发展中的新趋势与新现象,关注年轻群体成长和移动互联网双重驱动下的文化产业新业态,研究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规律下的文化动向,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视野和时代变迁的格局中提升活力。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电影、网络演出、网络动漫等新兴文化业态快速发展;大数据、“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模式和新技术不断涌现;影视、移动终端、互联网、娱乐等文化形态或媒介逐渐融合,传统文化产业正赶上移动互联网的新机遇和好时代。在服务形式、内容建设、传播手段、管理机制的创新驱动下,科学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更加明显,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赋予了传统文化更易传承的时代创新内涵,更好地满足了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思力:我国现代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
我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在探寻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习近平总书记用一系列“最早”、“第一”阐明了最新考古成果的重大意义: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我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除此之外,中国考古还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厉新建:旅游业态创新的几个趋势
业态创新非常重要,在业态创新过程要关注高消费、高质量、高科技,融合化、跨界化、平台化的发展。在组织的方式上,我认为组团旅游一定还有市场,只不过组团方式会发生变化;在产品上,微旅游、慢休闲、深度假,可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产品;从产业发展上来说,旅游世界和日常生活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多强调“+旅游”,让各个行业都在“+旅游”过程当中,改变生命周期,提高产品和产业附加值;在旅游过程当中做好数字化、智能化。
王昆欣:未来旅游智慧化将快速发展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智能带来的好处,同样,疫情也改变了很多旅游方式,其中智慧旅游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的旅游产品将更加生态、环保和健康。比如说乡村旅游未来可能是一种趋势,因为它有新鲜空气、有机食品、宽敞空间、传统乡愁。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康养旅游的发展,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所以康养也会变成新的产品。访亲旅游、自驾旅游的安全性也会比团队旅游来得更加健康或者恢复得更快。
吴息凤:将大数据运用到慢性病防控中
数字赋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应用在疫情传播的主动追踪,分区、分阶段精密智控,疫情趋势的精准预测以及医疗救治提质增效和防疫物资的智能调配等多方面。大数据不单可以运用于传染病的预警、预测和预防,同时大数据还可以运用于慢性病的防控。现在慢性病在我们国家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86%的死亡率来自于慢性病,我们国家的慢性病数目已超过两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大数据,应用于传染病的同时,也要助力慢性病、为非传染病的慢病管理。
张军:正确理解“双循环”战略,避免形成经济的“内卷化”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中国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一个系统如果跟全球系统完全隔离,也可以过日子,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内卷化的后果——低水平的均衡,这意味着它就不再有创新的压力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很多,那时候的日子很好过,但我们慢慢基本上就没有进步的动力了。大国容易形成内循环,但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就没办法内循环,因为自己市场内部很小。80年代有一些学者说过,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为什么那么稳定,以至于形成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一个大国的内卷化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我们在理解“双循环”战略时,要充分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提“两个循环”?为什么要提“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要强调中国不可能闭关锁国?即便我们现在的国内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但我们不会自己跟自己玩。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曾光: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是百年不遇的大事件,它已经超出部门的应对能力了,关键在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应对。从SARS之战以来,我们确定了国家应对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不是以高科技防治为主,是以公共卫生防控策略为主。另外是战时状态的联防联控,特别是首都SARS防控指挥部,它把指挥部、参谋部、情报部联合办公,跟过去层层汇报、部门协调大相径庭。现场调查传染病自然史;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集中隔离密切接触者;免费救治策略;中西医结合;科研攻关与疫苗研究;关闭医院感染严重的医院;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专家、官员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干部追责制等等。
毕海东:全球治理变革要推动治理机制的革新
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在于治理机制滞后。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权力的分散和转移,新一轮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上位,以及作为战后国际秩序思想基础的多边主义的式微,二战后那种以正式治理机制形态出现的大范围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因功能、效率下降而面临革新。因此,新形势下的国际合作或者机制形态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意愿者联盟”、非正式制度安排、公私伙伴关系等不断发展。这些非正式制度安排虽然因具有灵活性和软约束性特征,在实践中易于推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多边主义治理的困境,但也出现了治理机制复杂化的问题,从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所以,全球治理变革也要推动治理机制的革新,真正融合新旧治理主体两种力量,将现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公私伙伴关系纳入全球治理架构中,改善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现状,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王锁明:新时代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势所必然
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特别需要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大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带动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力,改变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局面,提高抗御外部风险的本领能力,牢牢把握国际斗争的主动权。为此,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质量和效益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在创新发展、提升效益、补齐短板上下功夫,积极回应广大群众的期盼,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居住、社保、环境、安全等突出问题,努力提供更优质产品和更舒心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朱文辉 王梦瑶:提升软实力:实现教育强国梦的重要抓手
提升学校软实力,不仅是学校形成自身特色的要求,还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更是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征途上的题中应有之义。学??纱游幕孕?、价值自信、制度自信的视角下出发,挖掘、传递、使用校内具有文化性、价值性、制度性的教育资源推动强国之梦。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彼孀拧笆奈濉惫婊娜妨?,我们还需形成文化自觉、教育自觉以助力我国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其根本在于价值自信。教育作为一项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社会性活动,由学校肩负起向社会成员传递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政治观念的任务,时刻将先进、积极、崇高、具有价值性的教育资源带入人脑,聚于人心。这就需要学校树立稳固的价值自信,传递具有价值性的教育资源提高学校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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